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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文
扑面而来的老龄化
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外公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6亿，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8.7%，比2010年时高出了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约为1.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3.5%。
1956年时，联合国曾经发布过一份名为《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后果》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给出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后来，不同的组织和机构也提出过一些界定老龄化的其他标准。无论按照哪一个标准，这次人口普查数据都显示，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比较深度的老龄化阶段。
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在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的同时，我国新生人口数却出现了连续的下降。
一边是老年人越来越多，一边是新生儿越来越少，加之医疗条件改善导致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那么我们面临的未来一定是一个越来越老龄化的社会。
老龄化会带来很多问题，有经济方面的，更有社会方面的。
在经济方面，老龄化会带来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负面冲击。从供给方面看，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以及由此引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由于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这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势必会传导到产品上，从而大幅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曾经依托“人口红利”而长期拥有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而言，这种冲击可能更为严重。从需求方面看，老龄化会对消费产生巨大的挤出。随着老龄化的日趋严重，年轻人为了应对未来的老年岁月，必须将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这就会严重压抑这部分本来最有消费欲望的人群的需求。
在社会方面，老龄化问题则会更多。例如，在一个年轻人必须赡养几个老年人的条件下，老年人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在年轻人越来越忙，无心陪伴照料老年人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如何解决？当他们生病了，又应该如何进行看护……所有这些问题都会给社会带来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其中，有两个思路是比较流行的：第一个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鼓励生育。这个思路的逻辑很简单，老龄化不就是因为老人多，年轻人少吗？只要把年轻人的数量搞上去，所有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第二个思路是延迟退休、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现在老龄化的很多问题，例如养老金负担等，都是由于老龄化所引发的工作人口比例减少导致的。因此这个思路的关键就是要把工作人口比重提上来，以此来破解这些问题。
这两个思路看起来不错，但只要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未必是真正有效的。
先看放开和鼓励生育的思路。这个思路的问题是，简单地把现在生育率的下降归结为了过去政策的限制。但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逐步下降几乎是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规律。我们的邻国日本并没有实行过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现在的生育率也持续走低。而我国的实践也说明了，在放开“二胎”后，生育率在经历了短暂的上升后，又出现了连续的下降。这些证据都证明了，要想把鼓励生育作为一种政策，让人们多生，可能更多是一种一厢情愿。
至于延迟退休，其问题也是很明显的。现在很多不到40岁的中年人在市场上已经很难找到工作了，在这样的就业条件下，让人延迟退休，企业愿不愿意收呢？毕竟，市场上还有更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从国际范围看，日本等国家都在尝试鼓励老年人再就业，这本质上是和延迟退休一样的。但从效果来看，并不乐观。在更大程度上，这个做法似乎只是把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抛回给了老年人自己。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随着人们的老去，我们终将迎来一个灰色的未来呢？在我个人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甚至我们把老龄化作为问题来看待本身都是错误的——老龄化之所以能来到，主要是源于人们寿命的增长，长寿本是我们社会进步带给我们的礼物，它本来不应该被我们恐惧或指责。事实上，只要应对得当，以上所有的问题或许要比我们想象得要容易解决的多。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或许是我们可以用到的一个重要工具。
向机器要养老金：
老龄化经济问题的数字应对
让我们先来看老龄化引发的经济问题。如前所述，它分为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从供给方面，问题主要源自于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而在需求方面，则源于老龄化引发的需求不足。
关于供给方面的问题，其实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事实上，随着现在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岗位可以完全用机器来完成了。在2013年时，牛津大学的两位学者卡尔·弗雷（Carl B.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就曾经做过一项预测，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现有就业岗位中有约47%是可以被机器替代的。尤其是那些高强度、高重复的工作，被替代的可能性会更高。由于在我国的现有就业结构中，高强度、高重复的工作比例要远高于美国，因此在我国的就业岗位中，被机器替代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对于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其实我们并不用过多担心，因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将足以抵消这一冲击。
事实上，在劳动力供给这个问题上，我们现阶段最应该担心的，并不是劳动力有一天会不够用，而是现在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几年，我曾去过很多工厂参观，发现很多工厂的车间里其实已经没有几个工人了。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不仅是程序化比较强的制造业，甚至连吸收劳动力的大户——建筑业，都开始了使用机器替代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的忧虑。如果这个过程太快了，而原来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工人由于缺乏相关技能，不能及时转岗，那么就可能对现有的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如何在推进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应用以此抵消老龄化的供给面影响的同时，做好相关行业人员的培训和转移，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
至于老龄化引发的需求面问题，我认为破局的关键可能在于对新技术可能创造的巨大价值的再分配。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在剑桥大学开过一门关于人口的课程。在这门课程里，他也谈到了一种和今天类似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消费不足的情形。凯恩斯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对收入进行更为公平的分配。其理由很简单，因为相比于富人来说，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更高的。尽管从绝对值看，富人消费得很多，但从比例上看，消费率其实是很低的；相比之下，工人的消费率却要比他们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抬高边际税率，让富人多缴税，让中产和穷人少缴税，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就上去了，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具体到现在的形势。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其实已经能够帮助我们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从理论上看，在不远的将来，这些财富所创造出的消费将可以抵消老龄化带来的需求冲击。但问题是，这些财富大多数会归机器的拥有者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有钱不花，穷人没钱花这两种力量就会使得这种力量难以被释放出来。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对现有的税收制度进行更为合理的设计，鼓励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自动化，应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也要让这些首先获得机器红利的企业多承担一些税收，然后政府再将这些税收分配给中低收入的群体。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对企业用机器替代人的实践进行限制。这种观点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任由企业用机器替代人，那么从现阶段看，很多人就要失业；从长远看，很多人交不了养老金，未来也会增加养老金缺口。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太同意的。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其实是把原本应该政府做的事情甩给了企业，把原本应该二次分配做的事情甩给了一次分配。企业用机器替代人是好的，是有利于做大蛋糕的。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肯定这个趋势，然后从企业创造出的蛋糕中拿出一部分，去补贴社会上需要的人。在我看来，要强行把人“塞”给企业，以此来解决就业和养老金等问题，其实是非常无效率的。与其这样，我们不如想想办法，直接从机器要养老金、要转岗培训费——这，或许是现在最为可行的一个选择。
用数字技术来帮助养老
至于老龄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依托数字技术，以及依托于数字技术发展出的种种政策以及商业模式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提出过一个“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的概念，呼吁从“健康”和“生存质量”两个方面入手，提升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这三个维度来提升老年人的生存质量。2005年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名为《在数字经济中推进积极老龄化》（Promoting Active Age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的报告，对数字经济在推进积极老龄化进程中可以起到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议题进行了讨论。这份报告认为，“只要数字经济应用得当，就可以让全世界的老年人保持独立、活跃，并工作更长的时间。医疗保健、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交通和城市生活的进步将只是老年人从数字经济中受益的一些方式。更广泛地说，技术可以创造一个包容性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并有助于培育一个银色经济——一个60岁以上的人在工作场所相互交流和茁壮成长的环境，参与创新型企业，并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站在现在回看，这份报告中的论述可谓非常富有前瞻性。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老龄化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老龄科技”（age-tech）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已经有很多新型的数字技术被应用到了为老年人服务上。
举例来说，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和看护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上，人们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解决思路：一是将老人集中照料，即将老年人送入养老院，由专业人员进行专门的看护；二是分散照料，即让老年人居家，主要依托子女，或者保姆来进行照料。这两个照料模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
集中照料的看护主要体现在其专业性上。由于有专业人士的照料，老年人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服务，尤其是在疾病预防和疗养上，这种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除此之外，集中养老可以很好地将年轻人从沉重的养老看护当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可以更为安心地工作。不过，这种养老模式对于投入的要求很高，因此整体产业的规模还不够大。事实上，现在不少老年人都希望去养老院，但比较好的养老院的名额已经排到了几十年之后。除此之外，老年离家，在外养老，从情感上也不太符合国人的传统习惯，因此对于部分老年人来讲，这些模式还比较难以接受。
而分散的居家养老呢，其特征则正好相反。虽然它的可及性更强，也更符合传统习惯，但其成本较高，专业性较差。尤其是具有某些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不仅很难获得比较好的照料，还会给子女带来非常严重的照料负担。
针对以上两种传统养老模式的问题，社区养老这种新的养老模式在最近几年开始流行起来。这种模式以社区为单位，在每个社区派驻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负责本社区老年人的看护。这样，老年人依然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还可以在日常享受到专业人士的照料。不过，这种模式依然有自己的缺陷。一方面，社区老年人的密度相对来说不如养老院，因而护理人员的派驻数量也会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相比于养老院，老年人在社区的居住条件也会相对分散。在这两个条件的综合作用之下，就会出现护理人员不足、对老年人的相关要求反应缓慢等问题。尤其当老年人突发急病，或者出现其他紧急事件的时候，护理人员如果不能及时反应，甚至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生命危险。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上护理人员反应缓慢的问题并不来自于护理人员数量的绝对稀缺，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养老院，所有老人住得都很近，所以护理人员对老年人状况的检查可以很频繁，因此对很多问题都可以早发现早处理，对于突发急病也能及时应对。但在社区，以上的这些都很难做到。那么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一个破解思路就是用数字技术来辅助护理人员的配置效率。比如，现在很多社区，已经专门开发了为老年人服务的手机app，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就可以通过app来呼叫社区服务人员。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一些社区还尝试用物联网技术构建了监控网络，用以监测其生命体征。一旦发现了异常情况，监控网络就会同时向社区服务人员和最近的医院同时发送信号。这样，社区服务人员可以及时上门，进行急救，而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可以在随后赶到，进行进一步的医疗。通过以上这些手段，原本比较有限的社区服务人员就可以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社区养老的相关缺陷也就可以得到克服。
另一个例子是，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实现交流，从而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情感慰藉，更好地融入社会。在现实中，很多与老年人有关的问题其实来自于与社会互动的减少。当一个人老了，退休了，他事实上要经历一个痛苦的，与习惯的圈子告别的过程。一方面，子女有了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交流频率会减少；另一方面，自己过去熟悉的同事、熟人也会随着退休渐渐疏远，最终断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年人会陷入一种空前的孤独，由此产生很多心理问题和社交障碍。尤其是在大城市，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隔绝，上述这种情况就会更加明显。在过去很长时间，这类问题都很难得到破解。但在最近几年，随着老年人对社交软件和社交媒体的逐步熟悉，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现在，借助于微信等app，老年人不仅可以很容易地和自己的子女、亲戚实现联系和交流，还可以在退休后通过各种群和自己的熟人群体继续保持联系，不至于出现过去常有的退休即失联的情形。一些对网络熟悉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甚至还可以通过某些社交平台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同伴，进行线上交流、组织线下活动。事实上，有不少研究都表明，现在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和社交障碍比过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在这个过程中，社交软件和社交媒体其实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的。
当然，以上这两个例子其实只是“养老科技”的很少一部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开始投入到“养老科技”的开发中来，形成了很多的产品。例如，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远程医疗服务系统、专门用于陪护老年人的情感机器人、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数字生活服务平台，都陆续被开发了出来。可以说，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我们已经为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我们要做的，更应该是从政策角度入手，思考如何用政策来引导和促进人们能够把更多的技术真正用到服务老年人上来。但从现在看，这一点做得还不是太好。
由于现在的技术都是年轻人主导的，因此在考虑技术应用时，他们很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忽略老年用户，或者以他们眼中的老年人诉求替代了老年人的真正诉求。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健康码的应用。本来，健康码是为了方便人们在疫情期间出行的，而且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应用健康码也很容易。但在现实中，很多老年人却因不会使用健康码，导致出行困难，甚至还因此导致了不少的冲突。针对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企业在设计相关产品时，应该更加强调对老年人的包容性；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类似的产品，也应该给出相应的标准，对企业提供相应的指导。
用数字技术逆转老龄化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直接解决老龄化的各种问题外，数字经济或许还能被用来增加出生率，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和逆转老龄化趋势，为调整人口结构作出一些贡献。一个国家出生率的高低，除了类似计划生育等政策因素外，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关于生育意愿，经济学家们曾经进行过很多研究。例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就在其著作《家庭论》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在贝克尔看来，人们对于生儿育女的决策，其实在本质上是和消费、投资等决策一致的，都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生养孩子的收益很多，例如，在自己年老时，孩子可以为自己提供相应的保障，所谓“养儿防老”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情感慰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是生养孩子的收益。但另一方面，人们为生养孩子也需要支付很多成本。且不去说诸如学区房等大额投资，照料孩子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就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时间在家带孩子，这已经构成了人们不愿意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可以设法用技术的手段减少人们带孩子的成本，就有可能对人们的生育意愿造成正向的激励，从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例如，由于照料孩子需要很大的投入，因此现在不少夫妇在有了孩子后，都会有一人专门在家照顾孩子。在传统的就业模式之下，这就会导致其无法工作。因此，如果可以推进居家工作，一部分人就可以在照料孩子的同时，继续就业、继续获得收入。这样一来，他们养育孩子的成本就会大幅下降。目前，随着各种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系统的普及，以上情景似乎慢慢成为了现实。随着这种趋势的演进，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升。
小结
从目前的趋势看，老龄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很多经济、社会问题都会随之产生，这让很多人感到很烦恼。但这种烦恼其实大可不必。引用现在网上的一句流行语，“面对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它”。事实上，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技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破解老龄化问题的良好工具，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些工具，那么就能成功走出老龄化的困境，甚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和逆转这个过程。
长寿本应该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恩赐，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麻烦！